选举之义，以乡议风评选贤，以践孔门“无类”之心。就其出发点而言，品鉴人伦（清谈之祖），即儒士核心价值观之社会化；臧否时政（清流之要），即儒教核心价值观之政治化。二者实为一物之内外层，绝非对立二物。故尔，成说“清流惧党狱而绝，儒士逃于清谈，相率弃社会责任于不顾，以谈空说玄为逃避现实之术，自蹈于永嘉之祸。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皆根于此”[44]颇有似是而非之处。陈寅恪“吾国学术近于罗马”即缺乏无涉政治、伦理之纯粹学术，魏晋清谈之所谓“中国哲学史或玄学史”，稍究其伏脉，即知其“党性高于一切”。[45]

许靖、许劭兄弟之“月旦评”，即当时之显学“人伦臧否”公认大师。东京儒学不承认公域私域自有界别，故而良治必出贤人，舆论高于政治。许氏之“亡我之心不死”，开关东牧守举兵内向之渐，前已论及；然则尤为重要者，月旦之学，未尝与许氏兄弟相始终，为官府、民间公认为选举社会气运所系。就个案而言，选举或有不当；就通国而言，拔人别无他术。当涂之九品中正，内容无非临摹月旦，实清议臧否之国有化、系统化、制度化。鲁肃之“付乡党”、谯秀之“辞辟命”是也，宋武帝之“清议所弃咸与维新”是也。而士人之清议亦不因官家品第而息，“江左尚人物，关中尚冠冕，代北尚贵戚”余风延及中唐。殷浩之“如苍生何”、谢安之“东山养望”，显系东京李黄陈郭（李膺、黄宪、陈蕃、郭泰）诸名士之“养望术”发扬光大，历史连续性不以易代弑君、异族阑入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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