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曾经相信上帝和每个人同在；他不仅给人以怜悯，而且还给人以力量，所以整个国家属于人民。

诺曼·梅勒《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

1963年底，肯尼迪遇刺身亡，林登·约翰逊突然被提拔进入了美国总统办公室。他不仅需要将民心从前任总统那里争取过来，还不能辜负传承了半个多世纪的自由主义。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在他之前的几乎每个总统都向这个国家提出过某种政策或者承诺过新的开始，例如公平待遇、公平施政、新政、新自由以及1960年肯尼迪所说的新边疆，即“一个充满了未知的机遇与风险的边疆，一个有着未曾实现的希望却又有着威胁的边疆”。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维持的新政策大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1963年时本身历史也不长的美国。然而，约翰逊有他自己的计划，这个计划合并、概括了那些伴他成长的所有承诺，不是要缓解全国性贫困，而是要潜在地解决战后繁荣期的个体贫困问题，并且最终将会履行美国的承诺：“伟大的社会”（Great Society）。

不过，由于约翰逊并不是通过竞选当选上的总统，他在一开始就只局限于把肯尼迪未竟的事业付诸实现：通过《民权法》（1964年）。从理论上讲，这个法案将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学校、餐厅、旅馆、体育设施和就业场所全面消除公众歧视。约翰逊不顾南方人对这部法案的反对，还成立了均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来确保非裔美国人、少数群体以及女性的同工同酬。然而，仅凭遇刺的肯尼迪的精神并不足以缓和那些反对立法的人的敌意。从民权法引发的暴力和敌意的大背景来看，民权法在美国走向完全的公民国家主义的路上是颇富争议的一步。面对着来自种族主义者以及共和党的反对，约翰逊向当时在参议院的民主党党鞭、后来担任副总统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指出，他深知自己必须让民权法成为“一部美国的法案，而不只是一部民主党法案”。即使法案被通过，约翰逊也仍然担心自己没有成功。他对当时的副手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说：“我觉得我们刚刚把南方交给了共和党，这还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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