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近20年来，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余本译著，但大多和我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至于文学作品，至今未敢涉猎。我深知，所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而言的。虽说“信、达、雅”是对所有译作总的要求，但由于被翻译的著作种类不同，要求也有所侧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性著作，“信”、“达”二字最重要。只要真正弄懂作者的意思，能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至于美与不美，尚在其次。当然，能弄懂作者的意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来说，尤其如此。但这毕竟是另一种功夫，对于我这个多年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用通俗的话来说，至少不“怵”。

我最“怵”的就是这个“雅”字，而“雅”恰恰又是翻译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除了故弄玄虚的文学作品之外，一般来说文学作品都是通俗易懂的，翻译做到“信”、“达”并不难，难就难在这个“雅”字上。也就是说，为了翻译好文学作品，你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才行，最好自己本身就写过文学作品；否则，你翻译出来的东西生硬拗口，让人读起来味同嚼蜡，根本表达不出原作的韵味，实在是对美好东西的亵渎。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有限，长期习惯于抽象思维而造成形象思维退化，因此对于翻译文学作品实在是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儿就甭揽这瓷器活儿”，可是我为什么又敢斗胆翻译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先生的纪实文学作品《王国与权力》呢？我想，主要出于两个原因，才使我自不量力冒险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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