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后，冯友兰、吴有训南下逃难，在河南郑州，冯邀吴去吃黄河鲤鱼，碰见了熊佛西，三人边吃边聊，几乎所有话题都扯到了国耻。熊喜欢养狗，说起了许多狗故事。北京有许多人逃难，狗没法带，只好抛弃。那些狗，虽然被抛弃了，可是仍守在门口，不肯他去。冯友兰说，这就是所谓丧家之狗，我们都是。

1939年，周恩来等人劝陈独秀去延安，但陈拒绝了，最终客死四川江津，临死前为乞食曾给一地主抄家谱。王康参观当地陈之旧居，留言道：“都称缔造者，孤魂自飘零，为人作家谱，痛煞后来人。”

抗战期间，上海一度成为“孤岛”，中国图书文献流失严重。郑振铎缩衣节食,千方百计筹款,抢救珍贵图书,他在《劫中得书记》中说：“余以一人之力欲挽狂澜，诚哉其为愚公移山之业也！杞人忧天，精卫填海，中夜彷徨，每不知涕之何从！”

1945年，中国抗战胜利，举国欢腾。在重庆，积压已久的民族感情和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恶以热泪和喧天的锣鼓、爆竹声，狂欢地表达出来。当戴季陶的亲友纷纷祝贺时，戴一反常态地说：“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将有千百倍艰苦要忍受，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呢？”他早已认识了中共的燎原之势和国民党的金玉败絮本质。他后来绝望自杀，震惊朝野上下，也使蒋介石大为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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