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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