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噶尔丹毕竟羽毛未丰，他从清廷的强烈反应中清楚看到，青海和硕特与清政府关系相当密切，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依附关系，他若冒然进军，清政府决不会袖手旁观，而一旦与清政府正面交锋，显然是力所不敌，所以“行十一日，撒兵归”，也就是说主动改变了进军青海的计划。

实施“东进政策”是噶尔丹既定的战略方针，为此，他开始全面调整与俄国的关系，以谋求俄国的支持，增强与清廷抗衡的实力。

康熙十八年夏，噶尔丹两次出兵，占领哈密、吐鲁番。

噶尔丹领兵3万，“将侵吐鲁番，渐次内移，往后西套，前哨已至哈密”，迫使吐鲁番、哈密臣服，准噶尔势力已伸展至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驻屯在甘州附近撒里维吾尔族地方的军队征收硫黄、倭铅等贡赋”。同年，以“西域既定，诸国咸愿奉为汗，噶尔丹乃请命达赖喇嘛，始行，卜先克兔汗”。

达赖喇嘛五世应噶尔丹之求，赠“博硕克图汗”号，噶尔丹成为自也先称汗后，两个多世纪以来绰罗斯家族自称汗的唯一封建主。

噶尔丹近攻计的第二个战略步骤是征服天山南路的回疆地区。此时，统治天山南路的察合台后王势力已衰，维吾尔族的封建势力——和卓势力日益强大，和卓势力中分成了白山派和黑山派，彼此利害冲突，严重对立。

黑山派在察合台后王伊思玛业勒支持下，把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勒拉（即阿帕克和卓）驱逐出喀什噶尔，和卓伊达雅图勒拉无处存身，在中亚一带浪迹近10年，由克什米尔辗转进入西藏，找到了达赖五世，不久和卓伊达雅图勒拉拿着达赖五世的信件投身噶尔丹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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