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商给我写信说：“《宽容》一书出版于公元1925年。如今已经快成经典之作了，我们想搞一个普及本的永久性版本，重新定一个‘大众化的价格’。”如果他们要对原作作出必要的安排，我还愿意写最后一章吗？也许我能试着尽力解释一下，宽容的理想在近10年内为什么如此惨淡地破灭？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还没有超越仇恨、残忍和偏执？这一切肯定有原因，如果的确有，而且我也知道的话，那我要不要讲出来呢？

我回答说，解剖美丽的宽容女神的破碎尸体并非一件愉悦的事，却是应该做的，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

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我应该在书中哪一页与15年前写的这本书告别，开始写后记呢？

出版商建议我删去最后一章，因为这一部分是以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基调的。关于这一点，他们无疑是对的。眼下的确没什么可高兴的，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适宜。

不过三思之后，我觉得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我和我的出版商一样，对前景都相当悲观。但是这本书还要留在世上许多年，我想唯一公正的方法还是让后人知道：公元1925年怎样激起了我们对更幸福、对更高尚的前程的憧憬，而公元1940年又是怎样彻底打破了这些辉煌的梦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以及我们犯了什么错误造成了这场可怕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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