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儒家一直处于一种独尊的地位，虽然儒家自身的包容性和劝诱性的品性，并不导致对别的观念体系如佛教、道教的绝对排斥，但是因为儒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使得其权威性、经典性地位得到权力的保护。而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科举考试制度的存在，使得儒家传播与权力和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但是，近代以来儒家面临着复杂的局面，科举制度在八股文和大量的“捐纳”（以钱买功名）冲击之下，日趋衰落，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军阀势力的崛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绅士阶层不断分化，儒学的传播和社会控制力，已经逐步失去了制度化的保障，进而失去独尊的地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治外法权”保护之下，基督教传教活动获得了合法性，传教士享有特权，他们采用“科学传教”的方法，即通过兴办教育和传播西方近代科学为手段来树立传教士的形象及最终达到传教目的的做法，使一向被儒生所独占的话语权力和儒生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权，均被传教士所分享。

当然，对于儒家和儒学而言，最为严重的冲击来自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社会矛盾的激化。民生的艰辛和在外力面前的无力，导致人们对于作为整个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的儒学产生普遍的怀疑，儒家不再是真理的理所当然的代言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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