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初春，桃岭上的桃树突然被砍光了。陶凡好生惊奇，问砍树的民工怎么回事。民工说：“领导讲桃树光只好看，桃子又不值钱，要全部改栽橘子树。”

夫人没想到陶凡会这么生气，劝道：“砍了就砍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陶凡生气不为别的，只为那些人问都不问他一声。自己喜欢桃树，只是个人小兴趣。他们要经济效益，改种柑橘也未尝不可，但也要礼节性地问一声呀！

陶凡愤然想道：无锡有锡，锡矿山无锡。这桃岭无桃了，还得叫桃岭！

关隐达偶然听说，桃岭要改种柑橘了，觉得这对陶凡是件大事，就对陶陶讲：“过几天我们回去看看爸爸，他肯定会不舒服的。”

陶陶说：“也早该回去看看了，只是不明白砍了桃树，爸爸会那么伤心？”

关隐达说：“你对爸爸并不太了解。他老人家还有典型的中国旧文人的情结，这是不是他退下来心理老不适应的根源，我也说不准。柳宗元谪贬永州，最喜欢栽柳树、棕树和柑橘。我想这三种树暗寓柳宗元三字。爸爸姓陶，自然喜欢栽桃了。现在砍了桃树，肯定又不会同他通气，他当然不舒服的。”

陶陶还是不懂，说：“爸爸是不是迷信，把桃树看成自己的风水树了？”

关隐达说：“那也不是。”

他不再同夫人探讨这事。不过他早就思考过一种现象，认为柳宗元也好，陶凡也好，栽些自己喜欢的树，看似小情调，其实这是他们深层人格的反映。中国文化人，遵从的是治国平天下的经世大道，潜意识里往往又自命清高。他们栽几棵树，下意识里是为自己的人格竖起物化标志。但他们往往同现实不相容，甚至自己的内心同自己言行也相矛盾。所以官场上的人，文气越重，仕途越难。关隐达把自己这种分析同陶凡一对照，有时觉得铆合，有时觉得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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