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捉贼捉赃，捉奸捉双”。如果只是怀疑有通奸的事实，却没有当场捕获——秦律的专有名词叫“校上”，那就不能定罪。因为没有证据，当然无法定罪，除非有“莱温斯基的『内』裤”。在秦律中，“不依靠拷问而追求真实是治狱的关键”（《中国古代诉论制度研究》）。“真实”的焦点表现就是物证。在秦代的诉讼过程中，物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在广泛的范围内加以使用。从出土的秦简看，盗案要赃物，“群盗”要武器，自杀与他杀要验尸，伤人与伤畜要验伤，流产要验胎儿，私铸钱币要验钱范，凶杀现场要验凶器，盗窃现场要验脚印，而现场勘验和验伤、尸检都要笔录，都是注重物证的表现[4]。发生在两千年前的“杜县女子和奸”一案，就是因为缺少证据而引发大面积争议。

汉初，居住在杜县（陕西西安）泸里的女子甲，其夫公士丁病故，棺材停放在堂上未安葬。女子甲乘婆婆“素”夜间为丈夫守丧时，与男子丙到棺后房中发生性关系。第二天，素以此事告官，甲被捕。杜县对如何给女子甲定罪疑不能决，只得上报，由廷尉处理。廷尉召集属吏集体讨论了该案，一致认定：女子甲犯有不孝罪和敖悍罪，当判处完为舂。有个叫申的廷尉史出差回来，对廷尉的判决提出异议，并据律力争，从不孝的轻重表现、通奸罪之关键的当场拿获（校上）诸种因素，成功推翻廷尉的结论。在物证缺失面前，廷尉也不得不承认，确实量刑失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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