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能文能武的一个人，却败在不见阳光的一个诡计、半句谗言上，仿佛鲲鹏折翼于泥沼。商鞅的忧虑油然而升，于是就上述结论进一步向秦孝公作出阐释：

世上掌握政权的人，多抛弃法度，而听信私人的议论，这就是国家纷乱的原因。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到现在还模仿着做，正是因为它们的分量明确。假如有人抛开秤来断定轻重；放弃尺来推测长短，他虽然高明，商人也不听他，因为那是不准确的。法度就是国家的秤和尺，背弃法度，而听信私人的议论，都是不懂得事类。不用法度，来论定人的智慧、才能、贤和不贤，只有帝尧才不会错，但是世人不完全是帝尧。因此古代帝王知道主观的议论、私人的赞扬是不可信任的，所以建立法度，明确分量，合乎程式的就赏赐，损害公家利益的就惩罚。赏赐和惩罚的办法不失去准则，因此人民不争。如果朝廷给予官爵，不根据人们的劳绩，忠臣就不肯前进了；施行禄赏，不和人们的战功相配，战士就不肯出力了[2]。

这真是个胆大妄为的理想，因为它竟连君王的权力也在限制之列。而令人大吃一惊的是，秦孝公竟然愉快地接纳了这个建议。秦孝公的这个脾气让人不可思议，也琢磨不透。不过得承认，以国君为代表的塔尖集团，本来权力巨大，足以呼风唤雨，点石成金。国君可以一脚把纲纪踢到角落里，然后按自己的意思沧海桑田，术语叫做“罪刑擅断”，但接下来他得有思想准备接受这个现实：塔尖都视纲纪为垃圾了，作为众塔身，没有理由不继续垃圾之。于是混乱那是一定的，比如庶长就敢藐视国君，就敢凭着几杆枪，随意废立国君。或者高空抛物，把汽车开成坦克，不经招呼就径直从窗户进入人家的卧室，袖手旁观近在咫尺的援助，将手机伸进漂亮的裙底，以及威信扫地，秩序崩塌，无法无天。商鞅告诉秦孝公，您带个头，先把纲纪立起来，而后谁碰谁死。秦孝公没有理由不表示支持，因为这是在替他彻底解决性命攸关的君位继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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