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犹太人区的斗争说到底是与我母亲过度拥有的焦虑不安、夸大其词和惊慌恐惧的斗争，她还会把这一切过分地传给自己周围的人。在这永无止境的对峙中，我并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我只是活了下来。

“我上床时唯一的安慰，是我的母亲将会来吻我，与我道晚安。”普鲁斯特所描写的这种生活，与我的生活经历格格不入。那位嫁给了基督教徒阿希尔-阿德里安·普鲁斯特（Achille-Adrien Proust）博士的犹太人让娜-克雷蒙丝·韦伊（Jeanne-Clémence Weil）与我母亲完全不同，她们之间的社会、宗教、地理和历史的差异是相当大的。被普鲁斯特的罗马尼亚崇拜者米哈伊·塞巴斯蒂安视为犹太人与生俱来的内在灾难，在外来灾难自行减少时，也会随之减轻。我童年时代的世界中的内外灾难间很少能得到解决的紧张状态需要不同的协定和不同的面具。临睡前安慰性的亲吻仪式将会与我们东欧家庭中或真实或虚构的冲突所带来的痛苦发生冲撞。

到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母亲已经预见到了灾难的降临。面对灾难时，她的精力突然改弦易辙，神经质的、殚精竭虑的等待一变而为干净利落的行动。

在特兰尼斯特里亚最初的几周过后，我父亲丢弃了所有的幻想。他白手起家，本有可能安静体面地过简单的生活。他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羞辱。重新调整境况的努力，像以往经常发生的一样，是由他的妻子做出的。她内心的焦虑因不确定感而加剧，因对希望的需求而恶化。极端的行为和危险，剑拔弩张的人际关系，互通消息和传言的兴奋激动，以及强烈的群体感——这一切都动员了她的巨大能量。她擅长计划生存事宜，她会拆东墙补西墙，带着一碗玉米面、一片阿司匹林或一条好消息出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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