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书画社搬到贵阳路后，那位王姓的同事如愿以偿地掌管起书画社来。原先的社委会在运动中已经瘫痪，我却还在联系业务，但不是负责业务，只是整天骑车在外东奔西跑，为单位的男女老少找点活儿干，保证二十多人每人每月四五十元的收入。书画社里有两个人的成分和历史有问题，一个本人是资本家，一个参加过“一贯道”，性质属于敌我矛盾和“黑五类”，是运动重点；其余近一半是被抄户，还有一个画山水的青年，父亲曾是个摆摊卖烟的小贩，公私合营时并入国营商店，资本太小，只给了一季度一块钱的定息，现在也算剥削，这青年的脑袋也耷拉下来了。人们全都小心翼翼，如履薄冰，不敢说话，上班时比以前安静多了，有时能听见苍蝇在空中嗡嗡地飞来飞去的声音。那位当上领导的王姓同事，虽然不是党员，也非根正苗红，只是中农出身，在书画社里却是“矬子里拔将军”，春风得意，说一不二，他用起单位的钱也方便多了。而我的家庭在剥削阶级的一边，自己虽是“子女”，可是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凡事只能顺着他，只要政治上不出事就是“胜利”。幸好我不怵与外界打交道，还有辆破自行车跑跑事情方便，这就使我渐渐成了书画社专职的业务员，在那些关系单位的眼中，我就是个“跑业务”的大个子；我也靠着每天在外边使劲为这个穷单位揽活，换取一份政治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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