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命运以不同于我之前所预期的方式显现了出来。没过多久，我就被康奈尔怡人的自然环境迷住了，就被乔治·卡欣聚焦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和美国的亚洲政策的讲座课程迷住了。第一年康奈尔生活结束之前，我意识到我已然最终决定我愿意奉献终身之事：当教授，做科研，写作与教学，在学术和政治取向上追随卡欣的脚步。随后我会进一步谈到卡欣，他不仅仅是一位优秀的学者，而且是个充满信念和活力的人。

因此，我留了下来。我母亲很高兴我终于安顿了下来，尽管她对我远离她、远离我的弟弟妹妹有所抱怨。因此，我差不多每周都给她写信，并且每年圣诞节和暑假都回家。她也经常给我回信，西莉亚姨妈给我寄来了剪下的填字游戏，它们通常比美国的填字游戏更难完成。

虽然我刚到康奈尔不久便被卡欣关于东南亚的讲座吸引了，但我却花了数月的时间才适应美国的研究生生活，甚至花了更长的时间才明白，因为有东南亚专业，康奈尔大学在当时是个多么独特的地方。为了解释这种独特性的本质，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康奈尔，思考美国人所谓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突然崛起。

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即使它的全球经济扩张政策是侵略性的。人们会记得，尽管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做出了巨大努力，美国还是拒绝加入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美国只有菲律宾一个重要殖民地，而且它自己作为一个前殖民地，经常尴尬地参与“欧洲”和日本殖民帝国主义的游戏。到1930年代中期，菲律宾将于1946年独立的日程已经被设定了出来。美国有一支庞大、现代的海军，但其陆军和空军却无足轻重。根据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美国的直接政治干预主要局限于它所谓的“自家后院”：中南美洲、加勒比海的一部分地区，以及一大块太平洋地区。美国学界观照了这一大方向。因为很多美国人的根在欧洲，又因为欧洲学术的声望很高，所以有大量美国学者研究西欧的主要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苏联也有人研究，因为它被视为强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在亚洲，受到普遍关注的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研究后者主要是因为其军事力量，它即将在太平洋地区与美国的军事力量抗衡。就中国而言，早期的浓厚兴趣是被大量美国传教士激发的，他们自19世纪末以来就在那里工作。1940年代末，随着蒋介石政权土崩瓦解，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包括反动的和自由派、一流的和平庸的，大大增强了汉学的影响。不同于来自日本或者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他们中很多人都抱有特定的政治目的。通过与思想观念相似的美国亚洲问题学者联手，他们后来成为美国亚洲学术团体中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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