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笔者本人在治“口述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在胡先生认可的正式录音记录里，实在所学有限。使我获益最多和了解“胡适”最深入的部分，还是胡公认为是“off the record”（记录以外）的那一部分。胡先生不赞成我的“填空白”的主张，但是在我们闲聊之时，他老人家无意中，竟把一个个“空白”都填了起来。

例如在他的1935年出版的《南游杂忆》里，胡氏对当时的“南天王”陈济棠的批评，只是若隐若现的。可是当我们聊天时，我问他对当时西南的政局的看法，话匣一开，胡氏便批评得十分露骨了。

据我那时所得的印象，当然陈济棠这位军人的思想和作风太落伍了，他容纳不了“胡适”，所以适之先生在广州大受冷落。后来李宗仁先生告我“胡适在广州吃别”还有另一个原因——他在香港闯下了“言祸”！说什么“香港是华南的文化重心”！弄得“粤人大哗”！

香港，这个“若要泊车，乃可在此”的英国殖民地，如果是“华南的文化重心”，那么胡博士心目中还有“老夫臣佗”遗念所在的广州了吗？！小子鸣鼓而攻之！这样才使胡博士一怒而去的。

胡先生也告诉我数不尽的、有关他人的类似的故事。酒意三分，谈兴方浓，胡氏也坦率地说出他自己生活上的细枝末节，以及思想上的今昔之异。笔者有时也故意把话题引向我所要探索的部门，让胡老师尽量发挥。这些都是正式“记录”上所没有的，但却是我要填补的“胡适学”里的“空白”。事实上笔者今番无心地写了十余万言有关适之先生的杂文，差不多也都取材于我个人“记录以外”之记录与记忆。遗忘虽多，一鳞半爪，犹可于思索中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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