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秦代这项“文字改革”是太成功了，太美满了。隶书一行，真是军民称便！

汉兴，尽废秦法，但是隶书却独蒙沿用。两汉四百年那些嚣张的学阀官僚，甚至利用“今文”来通经致用，把持了两汉的官办教育。这条今文家的师承门派一直延伸到清末民初，写《新学伪经考》的康有为，不是还想重振山门，继续称霸吗？

有“历史癖”（事实上是“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治学的路线是师承“古文家”的。休宁戴震是前身，他是“乾嘉学派”里搞“校勘”、“考证”、“训诂”的大宗师。咬字嚼字——如校勘《水经注》——便是他衣之食之寝之写之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所寄。搞了十多年的《水经注》，对社会发生何种“功效”，他是不管的，因为他是“学者文人”；他所搞的是“学问”，是百年大计的“文化”，奚可岌岌于眼前之“功效”？！

胡先生毕生不治产，不作稻粱之谋。但是他一生所吃的稻粱是哪里来的呢？那是劳动农民，以他们劳动的“剩余价值”来奉养他的。胡先生一非地主，二非资本家。他没有剥削贫苦农民的“剩余价值”，他的稻粱是他的学问换来的。贫下中农，“汗滴禾下土”，在耕田种地；胡博士三更灯火五更鸡，在绞脑汁，校勘《水经注》。虽然大家都是老王家的鼓乐队，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顾；在人类群居生活上说，这原是分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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