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在“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这一领域里的落伍，可能远甚于“自然科学”！可怕的是，学术界里“社会科学”的落伍，却正如病理学上的高血压症的滋长。病情是不显著的；杀人是慢慢来的，所以患者也就因为自己肌肉发达，红光满面，自以为健康，而对它视若无睹了。

我们在这一行道里的落伍，从胡适、郭沫若起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悲哀，并不是右派“落伍”左派就一定“前进”。大家都是黄面孔，要落伍大家一道来！事实上，近三十年来社会史学派“批胡”之所以得其反效果者，实在怪不得他们的外国老师，而是怪他们自己在“行为科学”上不争气。因为任何门派的学术，都有一套“看家本领”。行为科学没有基础则看家本领绝对学不好；自己一套看家拳法也没有，如何能上得胡阿里的擂台呢？！

举个浅近的例子：

五十年前，郭沫若不是就在问胡适东西周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了吗？胡氏避不作答，但是郭氏自己回答了没有呢？曰有！那是“奴隶社会”。同时这个社会里出生的大哲学家孔丘，就是“为奴隶主服务的”！

何所见而云然呢？郭氏因而搬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金石甲骨、无头死尸等等全套行头，然后再从胡适兵工厂里借来了一些陈枪烂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九分证据，不讲十分话”……结果“证据”确凿，因而就“考证”出一个“奴隶社会”来了。乖乖，郭老这一套咬文嚼字的“考据”功夫，也真“不让乾嘉”，足叹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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