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胡先生治史最大的弱点也就是他以偏概全。第一，他把这门新兴的学问完全当成玄学来处理而忽略了它“社会科学性”的另一面！第二，他把强调“生产关系”这一派当成“社会经济史学”的全部而加以轻视；第三，是他传统士大夫的头巾气，只重正统学说，而把“怪力乱神”全部抹杀，对他们的抗议，充耳不闻，认为“不值一驳”！

1964年秋初，笔者有幸得与一些华裔史学界的巨擘在伦敦联床夜话，如果记忆无讹的话，那时杨联陞先生便说“社会经济史”是今日史学的主流。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和“民生主义”里提到的那个威廉博士，以及他二人所相信的“历史的重心是民生”这一概念，也是从经济史观这条道路上出发的。

不幸的是，这门学问一开始便和社会革命搞在一起。革命的口号往往是危言耸听、过分夸大的，因而它惹起经院派学人的反感和歧视。

社会经济史学之东传，原是一批小革命家于一次大战后自欧洲大陆带回来的。那时的欧洲是疮痍遍地而标语满墙。那批留欧的小先生们既不勤工，更不俭学。但是搞起社会革命来，则个个人都满腹经纶。在巴黎街头抄下了一条条的革命口号，回到祖国个个都变成中国社会问题的专家了。谓予不信，读者试翻王礼锡所编的《社会史论战集》就可知道。胡适之一派有正统训练的经院派经师博士们怎能会瞧得起他们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因此后来在北大授社会经济史的名教授陶希圣也被胡适派挤得靠边站，薪金上也打了大折扣。这也是陶希圣先生亲口告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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