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既然以哲学为职业，所以他一开口总是自称“我们治思想史的人”。显然他是以治中国思想史为其职业的主要部门。

治中国思想史胡氏是确有创见的，但是他贡献上更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是在西洋文明挑战之下，在治传统经学和子学上开创新方向的第一人。这个所谓“实验主义的”新方向，从“新”字方面说事实上和接踵而来的“唯物主义的”新方向同样都是新开箱的洋货。只是唯物主义是个最武断的学派。它不许你零买零卖。你要接受，你就得在哲学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宇宙观，在社会发展史上接受百分之百的唯物史观。

实验主义却是个混沌水。所谓“实验主义的观点”这句话本身就欠明确。若说胡适搞政治是从实验主义的观点出发的（笔者前篇亦持此论）那还没大错。若说胡氏治中国思想史也是如此，这话就有问题了。

胡氏治中国思想史是承继传统的，不像唯物主义者的全盘否定和全盘翻案。但是中国思想史上虽没有唯物主义的传统，却也没有实验主义的传统，所以主张承继传统、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胡适所搞的也不全是杜威的那一套了。

胡适认为知“新”要由温“故”开始。“全盘西化”不是“胡学”里的口号。胡氏之所以没有公开反对者，无非也是出于孙中山先生所谓“破坏难于建设”的意思，认为不破不立，矫枉必须过正。他认为没有任何民族可以放弃他自己的传统的。只是我们的文明已嫌衰老，如今要借重舶来，旧样翻新。他搞的事实上是文化改制。所以如果今文家的儒生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胡适所搞的则是“托今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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