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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五四运动一场不幸的政治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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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所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个文化运动的观点来看,那项由北京学生所发动而为全国人民一致支持的、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它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1]。

五四运动完成了两项伟大的政治收获:第一,便是在全国舆论谴责之下,北京政府把三位知名的亲日高级官员撤职;第二,便是由于全国学生的强烈抗议和中国在巴黎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团不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因此使所谓“山东问题”能够在[1921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得以重开谈判而获得解决[2]。

这项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的成功,中国的政党因此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我在《独立评论》上所写的纪念“五四”的一篇文章里(见该刊1935年5月5日出版的第一四九期,《传记文学》十四卷五期于“五四”五十周年特辑,曾转载此文),便举孙中山先生为例。孙公写信向海外华侨捐款来创办报刊[便强调对青年们宣传的重要]。在那封信上中山先生便提到北京学生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启发,竟能化新观念为力量,便赤手空拳地使反动的北京政府对他们让步[3]。

1919年以后,国、共两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五四”以后事实上所有中国政党所发行的报刊——尤其是国民党和研究系在上海和北京等地所发行的机关报——都增加了白话文学的副刊。[国民党的机关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便取名“觉悟”。梁启超派所办的两大报《北京晨报》和《国民公报》里很多专栏,也都延揽各大学的师生去投稿。当时所有的政党都想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其结果便弄得[知识界里]人人对政治都发生了兴趣。因此使我一直做超政治构想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的影响]也就被大大地削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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