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讲演的训练

在我为中国问题四处公开讲演之时，我却没有受过做公开讲演的正式训练。所以在1912年的夏天，我就选修了一门训练讲演的课程。这是一门极有趣味的课程。我的老师艾沃里特（Everett）教授是一位好老师。暑校是从7月初开课的。当我第一次被叫上讲台做练习讲演之时，我真是浑身发抖。此事说也奇怪，在此之前我已经讲演过多少次了，但是这一次却是在课室内第一次被叫上台。那天虽然是盛暑，天气极热，但是我仍然浑身发冷、发颤；我必须扶着讲台，始能想出我预备的讲稿。艾教授看我扶着台子才能讲话，第二次他再叫我时，他便把台子搬走了，当然我也就无所依据。因为要忙着想我的讲词，我也就忘记我的腿了，它也就不再发抖。这样便开始了我后来有训练的讲演生涯[1]。

我在康乃尔时代，讲演的地区是相当辽阔——东至波士顿，西及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城。这个区域对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一个外国学生来说是相当辽阔的了。为着讲演，我还要时常缺课。但是我乐此不疲，这一兴趣对我真是历四五十年而不衰。

在我大学四年级那一年，我获得卜郎吟文学论文奖金（HiramCorson Prize on Robert Browning）[2]。该项奖金原是英国文学教授，也是卜郎吟生前的好友，考尔逊（Hiram Corson）所设立的。考氏曾在康乃尔大学教授卜郎吟诗。我用不具真姓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捍卫卜郎吟的乐观主义》（In defense of Browning’s optimism）的论文投稿应征。那时我因为［转系的关系］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甚为窘困[3]。这宗五十元的文学奖金对我真是雪中送炭。再者由于一个中国学生竟然得了一个卜郎吟文学奖，当时竟然变成新闻。纽约各报刊都加以报道。这样一来，我这位薄有微名的讲演者也颇为人所称道，所以连当时美国文化重地的波士顿市内的“卜郎吟学会”（Browning Society）也请我去讲演，这就是我讲演的地区一直延伸到波士顿的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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