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1951年12月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报》（UNESCO Courier），题为《文化必须是世界谅解的基础之一》（Culture Must Be One of the Foundations for World Understanding），这里译自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163～165页），参考1975年德文版《爱因斯坦论和平》（557～559页），题为《文化：国际谅解的必要基础》（Kultur: ein notwendiges Fundament der Völkerverständigung）。

为了正确理解《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重要性，就要充分认识设立联合国及其从属机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依据的世界形势。过去半个世纪中战争带来的灾难，已经向人们表明，鉴于目前技术成就的水平，各个国家的安全只能依靠超国家的措施和制度。人们普遍认识到，从长远来看，只有建立世界联邦（World Federation of Nations），才能避免引起全面毁灭的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的建立，成为国际秩序的一个良好开端。这个机构不过是一个由各国政府派出的代表所组成的联合会，它的成员并非按照自己的信念独立行事的人民代表。而且，联合国的决议对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没有约束力，也不存在任何能够实际执行这些决议的具体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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