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第一部分首次发表于1931年11月22日《纽约时报》，第二部分首次发表于1931年9月23日纽约出版的《国家》（The Nation）周刊133卷，第300页。

作为激进和平主义的倡导者，爱因斯坦决心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战，这一新秩序拒绝将战争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由于全球陷入经济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兴起，他强烈地感觉到，1932年2月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大会是阻止另一场世界大战的最后机会。在大会召开的几个月前，匈牙利出生的出版家、作家伊姆雷·雷韦斯（Imre Revesz，后改名为Emery Reves，1904—1981）找到爱因斯坦，让他再次分析参加裁军会议的各方面临的问题。受会议召开前正在进行的双边会谈的鼓舞，爱因斯坦看到了大会的一线希望，但只有谈判桌前的政治家们有决心贯彻全面裁军的决议，希望才有可能实现。与此同时，爱因斯坦强调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旨在克服已经根深蒂固的美化军旅生活的传统。爱因斯坦重申，要想实现国际安全，其必要条件是所有国家都同意对他们的主权加以限制，并且遵守国际仲裁法庭的决议。与此同时，他指出义务兵役制是“白种人道德退化的主要原因”。正如他所说，“仅就限制军备达成协议不能提供保障。强制仲裁必须有其可支配的行政权力，这些成员国能够介入，并对扰乱和平者采取经济和军事制裁。义务兵役制是滋养不健康的民族主义的主要根源，必须加以反抗；特别是，拒绝服兵役者必须受到国际条约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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