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如此，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主张纪念堂应选择山明水秀之地，不宜建在喧嚣的台北市营边段，毕竟市中心不够庄严肃穆。例如黄杰就认为，市中心黄金路段盖纪念堂太可惜，应设立在阳明山等处，相关意见还通过蒋介石的医生熊丸转达给宋美龄。

也有人主张，蒋介石生前喜游名山大川，每当决定大计时，均会择秀山明湖处静思。因此纪念堂宜依山面水，除了慈湖外，形势巍然的圆山山麓以东，或忠烈祠附近地区，都比较合适。

当时蒋家台面上还是由宋美龄当家，熊丸回忆，他将黄杰等人意见转达宋美龄后，宋美龄去问蒋经国意见，蒋经国除了向宋美龄强调“决定了就不该更改”，还说，营边段虽然是市中心路段，但比照各国纪念堂多建在市中心，况此举亦可增加市民空地，市民会多一处休闲场所。选址之事就此拍板定案。熊丸事后承认，找宋美龄进言一事略嫌鲁莽，此举也绝对会让蒋经国心里不痛快。

只是营边段原先开发计划一变，不但台北市政府要另找他地栖身，世界贸易大楼及展馆计划跟着延宕，因此原先打算临时兴建展览交易馆也只好暂时保留，之后为在当地兴建两厅院等设施，几经波折地搬迁到松山机场航站大厦的外贸会场，最后拖了5年多才纳入信义计划副都市中心规划，坐落在如今基隆路与信义路交叉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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