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20世纪50年代，乃至60年代，外省人占台湾地区人口的一成半，但是台湾当局、军队、国民党中央、大型公营企业几乎每个高级职位，全给外省人占了。在地方上，外省人的主导地位一样无所不在。例如，1963年全岛二十四个县市警察局局长，没有一个本省人，一百二十个分局长当中，只有五个本省人。 [1]

本省籍人士除了国民党之外，找不到其他政治组织可以依附。安全管控严峻实质上使得民间连温和表示反对都不敢。“警备总部”找不到太多对象需要镇压或甚至严重“警告”。可是，还是有五千名左右台湾本省人被当作政治犯拘押，作为对有心反政府人士的活教材。 [2]

可是，国民党维持法律与秩序不单是靠高压震慑，它在多数台湾农民、商人群中享有程度不等的支持，因为他们不仅是经济政策的受益人，也是国民党推动政治稳定的受惠者。民间企业主有八成是本省人。1949年台湾农民约三分之二是佃农；到了60年代初期，已有三分之二农人自己拥有耕地。这些新地主社会地位和自尊大幅提升，产生荣誉感和责任心。结果之一是，他们以选民乃至候选人的身份积极参与国民党掌控的地方选举。 [3] 然而，一般认为，如果允许出现活跃、自由的在野反对势力，农人、商人对国民党的支持很快就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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