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妈妈去卖房子那天，我回想起了儿时所有记忆深刻的事。但对于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它们在生命中的意义，我并不确定。我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香蕉公司制造虚假繁荣，父母结婚时，阿拉卡塔卡正在走向穷途末路。自记事起，我总是听到那句预言意味的话：“香蕉公司要撤走了。”先是偷偷摸摸地小声说，然后是惊慌失措地大声说。可谁也不信，谁也不敢去想那灾难性的后果。

妈妈说，其实没死几个人。想象中那么宏大的悲剧，场面居然如此之小，我甚至感到有些扫兴。后来，我去采访幸存者和目击者，梳理报刊和官方文件，发现真相始终无迹可寻。顺从者称的确无人死亡；绝不顺从者则斩钉截铁地断言，死者过百，他们曾亲眼目睹广场上血流成河，死者如残次香蕉，被装上货运列车，扔进大海。所以，我所理解的真相便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某个含混不清的点上迷失了。把这个挥之不去的事件写进小说时，我将脑海中盘桓多年的恐惧化为确切的数字，对应事件的历史性，将死亡人数定在三千。虚构最终成为“现实”：不久前，在香蕉工人大屠杀纪念日，参议员发表讲话，倡议为死于军队之手的三千名无名烈士默哀一分钟。

之前大大小小的屠杀和香蕉工人大屠杀相比，实属小巫见大巫。据称，几位工人领袖被指认为共产主义者，也许此言不虚。陪妈妈去卖房子前后，我在巴兰基亚模范监狱邂逅了其中一位遭到追杀的杰出领袖爱迪华多·玛艾查，我当时自报家门，说自己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外孙，自此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告诉我，一九二八年罢工时，外公不是中立者，而是调停人。在他心中，外公做事公平公正。他的说法，使我对屠杀的了解更加完整，对这起社会冲突的看法更加客观。记忆最模糊、分歧最明显的只是死亡人数。话说回来，哥伦比亚的历史之谜远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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