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3月31日，张作霖致电北京政府，以换防为名派第二十七师入关。吴佩孚得到的情报是，其余奉军也正在新民、锦州一带进行集结，只要张作霖一发布动员令，就将大举入关。

面对大兵压境，吴佩孚表面强装镇静，内心其实非常焦躁。他一边加紧部署战事，一边托人向各处发出通电，请张作霖对他予以谅解。在奉军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情况下，吴佩孚的缓兵之计注定难以收到效果。4月9日，张作霖发布总动员令，奉军开始大批入关，并在天津的军粮城进行集结。

这一期间，吴佩孚不断接到奉军兵车络绎进关的报告，外界对此的评论是“奉军沿京奉线如怒涛一般越过山海关南下，开进华北地区”。不过奉军气势虽足，但在战略上其实并不成功，这是因为原来可以对他们进行策应的力量都已被吴佩孚提前控制住了，而且由于奉军是先出手的一方，国际社会更同情和支持直系。在张作霖原来的计划中，他是要先发制人，打直系一个措手不及，继而获得四方响应，至此这一期望完全化为泡影。

4月中旬，奉军已大部入关，而吴佩孚也已完成全部的军事部署。双方讨敌骂阵，互相揭短，都拼着命地往对方身上泼脏水，吴佩孚抓住张作霖的“胡子”出身不放，称“作霖不死，大盗不止”，张作霖则把吴佩孚比作是安禄山、史思明，说他的存在令“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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