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很担心外国人和陌生人怎么看我们。但焦虑若带给我们痛苦，模糊了我们与现实的关系，变得比现实本身更重要，那可就麻烦了。我的城市在西方人眼中是什么样子，我关心西方人如何看待我们的城市（大部分的伊斯坦布尔人也是如此），这很令人烦恼，就像一只眼睛始终盯着西方的每一位伊斯坦布尔作家，我有时因不知所措而感到痛苦。

坦皮纳和雅哈亚在寻找一种城市形象、一种文学，让伊斯坦布尔人得以从中看见自己的时候，格外用心地研究奈瓦尔与戈蒂耶的游记。坦皮纳的《五城记》中的伊斯坦布尔章节，是伊斯坦布尔本地作家对20世纪城市所作的最重要文本，可称之为与奈瓦尔和戈蒂耶展开的一场时而转为争执的对话。坦皮纳有回提起也曾造访伊斯坦布尔的法国作家与政治家拉马丁，他指出，拉马丁“煞费苦心地描写”阿布杜勒哈米德建议他撰写的《土耳其史》（在我祖父书房中有一套精美的八大册版本），可能是由阿布杜勒哈米德本人出钱赞助。而后他继续警告说，奈瓦尔和戈蒂耶对阿布杜勒哈米德所作的评价并不深刻，因为他们是记者，其读者群“早有定见”，这使旅人除了谈论他们想听的事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至于戈蒂耶夸耀苏丹对与他同行的意大利女士感兴趣，以及他对苏丹后宫妻妾的遐想——就像后来的许多西方旅人所作的陈述——坦皮纳认为这“没有坚定的道德观念”，尽管他也承认不该责怪戈蒂耶，毕竟“后宫确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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