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1934学年快到了,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此后很难看到他和斯金纳分开:他们都在学院有屋子;他们一起散步、交谈,无论什么社会活动(多为看西部片和歌舞片)都一起去。也许最主要的是,他们一起工作。

学期开始,和上一年一样维特根斯坦开了两门课,一门名为“哲学”,另一门是“给数学家讲的哲学”。令他颇丧气的是第二门课竟特别热门,来了三四十人——对于他想上的那种非正式的课来说,人数过多了。三周或四周后,他的听众吃惊地听见他说,他不能再继续这样上课,他提出改为对一小组学生授课,再把授课的内容复制、散发给其他人。他的想法是——照他后来对罗素的说法——这样学生就能“带点东西回家,就算脑子里没有手里总有”。那个精选小组里有他最喜欢的五个学生——斯金纳、路易斯·古德斯坦、H.M.S.考克赛特、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和艾丽丝·安布罗斯。笔记的复本用了蓝色的纸封面,从此得名“蓝皮书”。

无论如何,这都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新方法的首次公开,只此就引发了极大的兴趣。他们做出、分发了更多的副本,这本书的读者面比维特根斯坦期望的宽得多——实际上比他愿意的宽得多。例如,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书已传到许多牛津哲学教师那里。因此,应该说是《蓝皮书》把“语言游戏”的概念和基于这概念的消解哲学困惑的技术引进了哲学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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