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暑假末,维特根斯坦已为自己设想的哲学著作拟定了方案;他前往耶拿找弗雷格讨论这个方案——大概是想弄清是否值得写下去,或者是否应该继续搞他的航空学研究。赫尔米勒·维特根斯坦知道弗雷格是个老人,很担心这次访问,她害怕弗雷格缺乏处理这种局面的耐心,或不能同情地了解这次见面对她弟弟的重大意义。结果——维特根斯坦后来告诉朋友——弗雷格“轻松摆平”了他的方案;这或许是这本他设想的著作销声匿迹的一个原因。不过弗雷格还是给予充分的鼓励,建议维特根斯坦到剑桥跟随伯特兰·罗素学习。

这建议的好处超出了弗雷格的想像;它不只引出了维特根斯坦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还对罗素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正当维特根斯坦需要一位良师之时,罗素也恰好需要一位爱徒。

1911年多少是罗素生命里的一条分水岭。上一年,他在付出十年筋疲力尽的劳作后写完了《数学原理》。“我的智力再也没从这损耗里完全恢复,”他在自己的《自传》里写道,“从此我处理困难的抽象问题的能力确实比以前差了。”写完《数学原理》后,罗素的生活在个人方面和哲学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11年春天他爱上了自由党下院议员菲利普·莫瑞尔的贵族妻子奥特琳·莫瑞尔,两人展开了一段持续到1916年的关系。激情最盛时他每天给奥特琳写信多达三封。这些信几乎逐日记录了维特根斯坦带给罗素的感受——他后来也讲过维特根斯坦的轶事,但对好故事的热衷常常胜过了对准确性的考虑,所以这份记录对于其中的某些故事是有益的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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