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9月的一天，或许是个天空阴霾、霪雨绵绵的下午，五十四岁的蒋碧微去中山堂看画展。展厅门口签罢名转身间，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立于眼前——虽然四十岁的孙多慈也不复当年青春盎然的“女学生”模样，却清雅温婉，别有韵致。

最终，快言快语的蒋碧微率先开口：“徐先生前几天去世了。”

向来沉默少语的“女学生”忽然脸色大变，泪水夺眶而出。

二十三年前为了同一个男子势同水火的两个女子，人生的唯一一次对话，居然是告知那个男子的死讯。

而那个男子，早已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海的彼岸十五年音讯杳然。

徐悲鸿1953年去世后，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有两个都写了回忆录：蒋碧微写于六十年代的《蒋碧微回忆录》，廖静文写于八十年代的《徐悲鸿的一生——我的回忆》。而唯有“女学生”孙多慈，从来缄默有加，评议由人，直到1975年辞世，也未曾为自己解释半字。

当然，她从来也不是个多话的人。

洪晃曾说：“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有一种对五四女学生的向往。”孙多慈便是这种女学生的典范，即使1930年对她来说是个稍显灰暗的年份。

那时，她常常神情悒郁地行走在安徽安庆这座六百年省会的江城街头，仿佛一张轻飘飘的纸，失落地融入周围白墙灰瓦的徽派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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