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全力办民众教育的时候，曾在燕大的宿舍里挂上一方“晚成堂”的匾额。这有两个意义：第一，许多人看学问的事太简单，总以为什么问题只要一讨论就可得着结果的，所以一见我面，总要问道：“你讨论古史几时可以终了？《古史辨》准备出几册？”我答以：“古史问题是讨论不完的，《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至于我自己，离开成功还远得很，总要做到晚年才可有些确实的贡献。所以，现在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说到这里，我就指着匾额给他们看，说道：“倘使我活70岁，就以70岁为成；活80岁，就以80岁为成。若是八十以后还不死，还能工作，那么，七十、八十的东西又不成了。所以成与不成并无界线，只把我最后的改本算做定本就是了。”第二，当时我做了民众教育，古史研究当然放松，但我年纪刚过四十，望望后面还长得很，心想只要把日本军阀压了下去，我仍可规规矩矩做我本行的工作，只是把我的论文迟几年发表就是了，所以也把“晚成”二字做我的希望。哪里想到，抗战一起就是十多年的生活不得安定，而我的年龄已日长，眼看工作能力最强的一段时间就此浪掷了，只有深深地叹息痛恨。今年我已58岁了，头白如雪，见我的人不是称我“老先生”就叫我“老伯伯”了，我一想再过12年就是七十，觉得再不该延迟。丁文江在时，曾将他的父系、母系的年龄平均一算，知道自己不能过五十，他确没有到五十就死了。我记得我的祖父卒年六十六，父亲卒年六十九，都没有满七十；我的外祖和舅父也不过六十左右。我翻着家谱，看我直系祖先的年龄，最高的才七十一。固然我的上辈又抽烟，又喝酒，斫伤了身体，我两俱不犯，也许我比他们特别长寿，但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报载苏联的医学界已发明了延迟衰老的药剂，但这只是一个消息而已，还未见传来。所以我一想起这“晚成堂”的匾额就担了心，现在已到了“晚”的境界了，如何能使我“成”呢？自从国民党政府发行了金圆券以来，一家生计时时在飘荡中，负债之多也超过了北京军阀政府欠薪的时代，我为了经济的压迫永为寻取报酬而工作，这不把我的身体折磨以死吗？我是不是还有“晚成”的一天？……越想越怕，使我不能多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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