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法国塞伊（Seuil）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作家与读者”丛书，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一本书，它成了我编写这部传记的源起。1980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我写的第二本关于索尔仁尼琴的著作。1974年，洛桑拉格第霍蒙（L' Age d' Homme）出版社曾出版了我的书《索尔仁尼琴》，在书里我力求展示构成作家全部作品（尤其是《1914年8月》）的一些关键隐喻。如果算上我与米歇尔·奥库丘里耶（Michel Aucouturier）共同编写的于1970年在埃尔纳（Cahiers de l' Herne）出版社出版的精装文集索尔仁尼琴卷的话，这甚至可以说不是第二本，而是第三本书了。

自从我在服兵役期间读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后，我就被索尔仁尼琴深深吸引。后来，我参加了《癌症楼》《1914年8月》和政论文集《在巨石的重压下》的翻译工作，于是我成了诸多把索尔仁尼琴作品译成欧洲语言的翻译中的一员，在索尔仁尼琴被逐出苏联来到巴黎不久，他把这些译者请到了塞伊出版社，其中也包括我。那次会面录了音。2011年5月至10月，在日内瓦举办了名为“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一名勇敢写作的作家”[1]的展览，我承担了此次展览手册的法文翻译和释义工作。而且我还参加了1975年由贝尔纳·皮沃[2]主持的首次与索尔仁尼琴对话的电视访谈节目。当然，这个近乎圣人的文学巨著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像对那些隔绝在苏联境内的读者而言那样令人震撼、令人释然，他们要在一两夜内读完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或是伴着无线电干扰声的“自由”广播电台收听其作品。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出版后的那段日子里，著名拜占庭问题专家谢尔盖·阿维林采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印象：“随着《新世界》第11期那本杂志令人难以忘却的问世，对于那些年轻时就忧郁失望的一代人来说，在他们的生活中首次出现了希望的曙光：快醒醒吧，你瞧，历史还没有结束！当你从图书馆出来，行走于莫斯科的大街小巷，当看到每个报亭前的同胞们还在询问并购买早已售罄的那一期杂志，真是让人激动啊！是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位看上去怪兮兮的人，他连《新世界》杂志的名称都说不出，但却问报亭售货员：‘嗯，就是那本，就是写着全部真话的那本！’于是，售货员明白了他要的是哪本杂志。这点应当亲眼所见，而且应以当时的眼光去看。这已经不是一件文学事件了，而是俄罗斯的历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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