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托古语和伪作古诗的动机尽管不同，对古文本横插一手，意味着苏轼并没有抱着“上供食余冷猪肉”的心情作文章，他是把自身的处境和心境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无彼无此，无往无今，这反而显示了体现文化的敬惜之意。

我们根据李白的自述也会发现，除了赋诗、炼丹、饮酒、求仙、谋官以及放言高论之外，大约终其一生，他还有许多时间是用在大量的文字摹写上。与李白相去不过年的段成式在他那本著名的笔记之作《酉阳杂俎·卷十二·语资》上说：“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这就相当清楚地解释了李白能够自出机杼、别作高咏，并不是天纵英才而已。

根据李白自己的描述，从五岁开始他就能“诵六甲”（大约是推算六十甲子、学习书计之事），“十岁观百家”，也在呈给宰相张镐的诗里说自己“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以一个没有资格出身入仕的贱商之子而言，这些练习当然不是为了应考，而是游戏。对于士子来说，雕章琢句可能是深重而漫长的折磨；对于李白来说，则是从小陪伴成长的游戏。

没有实用的目的，却带来极高的锻炼效率。今本《文选》共收一百三十家诗文，三十七类七百多篇作品，即使仅通拟一遍，也是极为旷日费时而无实利可图之事。李白年幼的时候既不可能有博一功名的非分之想，而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摹拟数量如此庞大的旧章，怕也只有萧统的《文选序》本身可以为之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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