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寺初建于东魏昙遵再传弟子之手，奉《像法决疑经》，但是于贞观年间由原先的子孙继承之制改向十方传法寺院请法，接受法印，缘此而得一名僧，成为住持。此僧俗家姓史，是犍为武阳人，在益州严远寺剃度，法名道会。

由于“蜀门小狭，闻见非广，乃入京询访，经十余年，经论史籍博究宗领”，道会最后来到长安，入三阶教的创始者信行所兴立的化度寺修业。这段因缘，使得他日后深造回蜀，一心想要大开义福之教，导引后锐。

方此之前，隋、唐易代之初，唐高祖李渊深知：蜀地不平，天下不安；天下既定，蜀地亦不能纵令自完。遂兴开发蜀地之念，敕命詹俊、李衮为军帅，即将展开对地方上前朝残余势力的清剿。

为了不使故乡遭致兵燹之祸，道会立刻上疏，提出了一个空前的看法，希望皇帝能不以军事行动为务；而他愿意一马当先，用宣扬佛法的手段，为新成立的王朝作一绥靖地方的先锋：“会请躬率徒隶，振锡启途；折简宣威，开怀纳款。军无矢石之劳，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时之利也；惟公图之。”

他的观点非常奇特，加之以文章优美，词采华丽，本来极可能打动天听，可是上疏之文却为派驻在蜀地的安抚使淹留不发，这一番借佛法安人心的宏图壮志也就迁延下来。

道会潜心释氏，却力持十分激进的想法，曾有“天下改观（按：即道观）为寺”的论调。在不断努力奉道教为国教的李唐王朝治下，试图将道教势力全面清除，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当时因弘扬佛法言语激烈而招嫉受谤的案件很多，不少犯了忌讳的僧人还因之而下狱、革除僧籍，道会也曾经被牵连下狱。“遂被拘执，身虽在狱，言笑如常，为诸在狱讲释经论。”事实上，在极端困顿的情况之下，还能谈笑弘法的，不只道会一人，另外还有十多个同他一起被囚的僧侣，他们经春至冬，人人“衣服褴褛，不胜寒酷”，可见惨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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