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蕤究竟是不是隐者？或许，我们还可以换个方式问：赵蕤是一个什么样的隐者？

自古仕、隐两途，本来有着全然不同的价值观、生命情调，或是国族信仰。然而到了唐人的时代，隐之为事，却一步、一步，不着痕迹地，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仕的进程，甚至手段。

直到决意将《长短书》抄校完成之前，赵蕤从来没有疏忽过整个大帝国的动态。他到城市里行医，总是会留意京畿传来的消息。朝廷所作所为，不只是空穴来风，还有邸报。

自汉以来，诸侯郡国皆有“邸”，“邸报”即是通奏状报，传达君臣之间的音问消息；又称“邸钞”、“朝报”、“宫门钞”。到了隋代，开发出雕版印刷的技术，邸报始以密集的形式交换着帝国中央与各地方的讯息。一般常通过马递、步递，衔接江河行舟，将诏令、要政、公文书信传递到各个州县。臣民因之而得以得知皇室的活动、帝王的诏旨、官吏任免、大臣奏章和较为重大的军政新闻。

传递书状新闻，也有程途期限。承平年月，倘无饥馑荒灾、兵戎祸乱，吏卒行止亦有定制：水路逆水行重舟，河行每日三十里，江行每日四十里；空舟则河行四十里，江行五十里。步递之人，依阶秩分为“健步”、“送铺卒”以及“步奏官”等，视程途难易，一日行一至两驿，约在五六十里。马递必须日行六驿，一百八十里，紧要的消息则日行三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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