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茨贝格监狱是国家付钱让我上的一所大学。”有一次希特勒对他的法律顾问汉斯·弗兰克说。在多年紧张的政治活动之后，经过几个星期需要他全神贯注应付的庭审之后，兰茨贝格要塞监狱让他第一次享受了较长的一段休息时间。“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众多幸事之中，”康拉德·海登评价说，“9个月免受任何打扰的生活是其中一份无比珍贵的礼物。”现在这位著名的囚犯有充裕的时间反思1923年11月8日至9日的惨败，并且从中吸取教训。他利用被迫坐在铁窗后的羁留时间继续写自传。他又可以“阅读和学习了”，他在1924年5月初写给齐格弗里德·瓦格纳的信中说，他从未想到“他居然急需了解国内图书市场的新书”。他当然不是无目的的读书，而是着眼于他将要动笔写的书。假如没被关进监狱，他在1942年2月说，“《我的奋斗》不可能诞生”。在兰茨贝格他才“从概念上弄清了许多他以前只是出于直觉支持的东西”。因此他认为，政府把他关起来是做了一桩蠢事：“他们更正确的选择是让我不停地说、不停地说，没有休息的时间。”

同时兰茨贝格的监禁让他对自身更加深信不疑，也更加相信自己的历史使命。那时他获得了“完全的自信、乐观和信仰”，“简直没有任何事情再能动摇他”。他在早期可能只是模糊地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天命意识，现在他却已确信无疑了。他的狱友们，首先是鲁道夫·赫斯，不遗余力地加强希特勒最早从瓦格纳的黎恩济身上看到的“护民官”的角色感。1924年6月中旬赫斯在写给女友伊尔莎·普勒尔（Ilse Pröhl）的信中说，他确信，希特勒就是德国“‘未来的救世主’，那位早晚将让他的旗帜在柏林的公共建筑上飘扬的‘独裁官’。他本人也有创造奇迹的信念”。信徒们投射到他身上的弥赛亚希望和期待与希特勒把自己看作本民族拯救者的自我认知之间产生了独特的相互影响——这在鲁道夫·赫斯从兰茨贝格监狱发出的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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