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日星期四凌晨一点以后不久，我乘一架总统专机启程赴莫斯科。和我同行的有我的助手哈尔·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约翰·内格罗庞特、彼得·罗德曼、两个特工人员、两个秘书，以及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因为这是他回到莫斯科去最快的办法了。飞机上有一名苏联领航员，带我们飞过苏联领土。

像往常的几乎每一次出行那样，动身时间选在使我能于深夜抵达莫斯科，这样由于时间太晚，可以不再举行严肃的会谈。这保证我在参加重要的会谈前能有一整夜的休息，减轻因高速飞行而引起的时差不适应感。我曾经两次违反过这个原则，在通宵飞行后直接去同黎德寿谈判，结果都使我在心理上付出了代价。当时，北越人的策略是用冰川流动那种低速度来消磨我们的精力，在每次会上重复同样的基本发言稿，并且对我们所提的每一个建议，拒不承认它有丝毫可取之处。为了表示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有耐心，我通常的反应是讲几句逗乐的话，或者把同样的问题重复来重复去，或者在轮到我发言的时候一再重复我早已表示愿意作的让步，就像它是一个新让步似的。但是，每当我刚刚飞越大西洋直接去参加会谈时，我发现我对北越人的无礼差一点就要发火——差一点就掉进他们为我安排的圈套。打那以后，我从不在经过长途飞行后立刻去参加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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