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外政策的构思，经过月复一月的努力已逐渐形成。其内容有：北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关系；打开对中国的关系；以及从而使莫斯科对于认真的谈判持比较合乎情理的态度。但是，越南战争是我们的一场噩梦，它随时可能使我们的一切抱负化为泡影。如果我们按照河内可以接受的条件结束战争，就会使我们在国外的其他一切事业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能这样做。如果我们把战争继续打下去，一直打到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样，国内就会有四分五裂的危险，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因此，我们的航向是介乎两种相互对立的需要之间。我们既需要给予我国公民以希望，使他们感到战争会有个尽头；同时我们又需要让河内面临足够的风险，以迫使他们接受一种和我们的国际义务和国家荣誉相符合的解决办法。

到了一九七〇年夏天，我们国内关于越南问题的论战双方，都由于柬埔寨问题造成的创伤而感到筋疲力尽。政府想削弱河内的进攻能力，已经达到了目的。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造成了心理上的衰竭状态，即那年夏天，行政部门关于越南问题的整个构思都贯穿着一种担心，怕又会引起一场示威行动；尼克松装着泰然自若的样子，但是连他也在担心。因此，由于人们感到厌倦，就暂时停止了行动；而大家如果取得一致意见，倒很难做到这一点。此外，苏伊士运河、西恩富戈斯、约旦和智利的危机也拖住了政府的一部分精力，并使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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