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莫斯科的信息

一九七〇年秋，时局紧张，在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驻华盛顿的代表是尤里·伏龙索夫。此人聪明和善，小心谨慎，但却毫无权力。多勃雷宁大使奉召回国磋商。我后来才知道，多勃雷宁的离开反映了克里姆林宫的愿望，不想举行什么重要的会谈。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是特别表明，甚至不想谈关于我们正在盼望的最高级会谈问题。伏龙索夫的级别很高，但是这样的外交家却很少有什么决定权；他们一般都是机械呆板地递交照会，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答复记下来，讨论也只限于几个浅显的问题，不敢表达己见。因此，当伏龙索夫显得轻松愉快时，人们可以肯定，那准是奉命行事；当他的表情严肃时，也准是克里姆林宫在皱眉头。

七月底，我在圣克利门蒂接到伏龙索夫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一旦我回到华盛顿，他有一个照会要立即递交给我。我猜想这可能是关系到苏联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的事。我们于八月四日在白宫内我的办公室里会面，伏龙索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他没有带来莫斯科关于最高级会谈的消息，但是他知道苏方正在积极而赞许地加以考虑；他认为我们两国的关系正在“好转”。他这次是来转达他的政府的愿望，重申一九六二年肯尼迪-赫鲁晓夫关于古巴的协议：“我们想要强调，在古巴问题上，我们一如既往，按照以前对这个问题所达成的协议行事，我们希望美国方面也严格地遵守这个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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