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在引言中已经提到的，在我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朱莉·芬斯特是我不可或缺的伙伴。她不仅是一个聪明、勤奋、有见地的历史学家，还是一个沉稳冷静的人——这种品格一直在鼓舞着我的士气。我们俩欠了很多人的情，也欠了很多组织的情。首先就是我在新奥尔良大学艾森豪威尔美国研究中心的同事们。在一个人写这样一本大部头书的时候，有人负责手稿准备是很重要的。我的这位助手是莉萨·韦斯多弗尔（Lisa Weisdorffer）。我初次遇到莉萨的时候，她是我在新奥尔良大学开的“美国和冷战”一课的学生。毕业之后，她曾为美国古典航海公司（American Classic Voyages）和尼尔拍卖公司（Neal Auction Company）工作。她能为我工作，我感到很幸运。为了把本书手稿整理成形，她花了不计其数的时间。艾森豪威尔中心还聘请谢尔比·萨德勒（Shelby Sadler）来校读和统稿。她是一个杰出的编辑，而且在这些年中，我也学会了信任她的文学天才。

在我长时间在密歇根做研究的过程中，管理艾森豪威尔研究中心的是副主任凯文·威利（Kevin Willey）。他毫无怨言地帮我查找那些不知名的著作，安排我的采访日程。对研究中心而言，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奉献者。在写本书时，我把我们中心收藏的“二战”资料托付给了迈克尔·爱德华兹（Michael Edwards），他堪称美国军事史的活百科全书。我在新奥尔良大学的三位上司格雷格里·奥布赖恩（Gregory O'Brien）校长、卢·帕拉迪斯（Lou Paradise）教务长和罗伯特·杜邦（Robert DuPont）院长从一开始就支持这本书，他们减轻了我的教学任务，以便我能把更多时间花在迪尔伯恩和底特律。他们都是热爱美国历史和文学的一流管理者。我的新奥尔良团队还有一个外援：从杜兰大学（Tulane University）借来的优秀学生安德鲁·特拉弗斯（Andrew Travers），是他记录了我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查克·贝里（Chuck Berry）和杰克·特尔纳克等所有人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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