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职工会问题是在我和列宁合作的年代里党和苏维埃国家生活中的唯一问题吗？在我党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九二一年这同一年里，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展开了一次有关共产主义政策根本问题的深刻的斗争。这个斗争转到了我俩的政治局。不久以前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简单地谈到过这个斗争：

“当时共产国际在政策上有可能采取德国三月事件路线的危险。这就是就，企图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像一位德国同志所说的那样，给无产阶级‘充电’。这种情绪在代表大会上很普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出的结论是，如果采取这条路线，共产国际一定会走向毁灭。在代表大会之前，我把我对三月事件的印象写信告诉了拉狄克同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知道这封信。当时考虑到情况很难应付，既不了解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意见，而又得知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拉狄克一致支持德国的左派，我自然不愿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于是给拉狄克同志写了一封信（以提纲的形式），请他把他的意见告诉我。拉狄克和我意见不一致。列宁听到了这件事，派人来把我找去，他把共产国际的情况描述为包含着极严重危险的那种情况。对这个情况及其问题的估计，我俩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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