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晚上，杰克逊先生离开之后，两位女士回到她们挂着印花布窗帘的卧室，纽兰-阿切尔沉思着上楼进了自己的书房。勤快的仆人已跟平时一样把炉火燃旺，调好了灯的光亮。屋子里放着一排排的书，壁炉炉台上放着一个个铜制与钢制的“击剑者”小雕像，墙上挂着许多名画的照片——这一切看起来格外温馨。

他坐进自己那把扶手椅时，目光落在梅-韦兰的一张大照片上，那是他们恋爱初期那位年轻姑娘送给他的，如今已经取代了桌子上所有其他的画像。他带着一种敬畏的新感觉注视着她那坦诚的前额、庄重的眼睛，以及天真快乐的嘴巴。他就要成为这位年轻女子的灵魂监护人了，作为他归属并信奉的这个社会制度的令人惊叹的产物，这位年轻姑娘对一切都全然不知，却又期待着得到一切。她像一个陌生人，借助梅-韦兰那熟悉的容貌回望着他；他又一次深刻地认识到：婚姻并非如他惯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安全的港湾，而是在未知的大洋上的航行。

奥兰斯卡伯爵夫人的事搅乱了那些根深蒂固的社会信条，并使它们在他的脑海里危险地飘移。他个人的断言——“女人应当是自由的——跟我们一样自由”——击中了一个问题的要害，而这个问题在他那个圈子里却一致认为是不存在的。“有教养”的女子，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都决不会要求他讲的那种自由，而像他这样心胸博大的男人却因此越发豪侠地——在激烈辩论中——准备把这种自由授与她们。这种口头上的慷慨陈词实际上只是骗人的幌子而已，在它背后止是束缚世事、让人因袭守旧的不可动摇的习俗。不过，他在这里发誓为之辩护的未婚妻的表姐的那些行为，若是出现在自己妻子身上，他即使请求教会和国家给她最严厉的惩罚也会是正当的。当然，这种两难的推测纯属假设；既然他不是个恶棍般的波兰贵族，现在假设他是，再来推断他妻子将有什么权力，这未免荒唐。然而纽兰-阿切尔想像力太强，难免不想到他与梅的关系也可能会由于远没有如此严重和明显的原因而受到损害。既然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向她隐瞒自己的过去是他的义务，而作为已到婚龄的姑娘，她的义务却是把过去的历史向他袒露，那么，两个人又怎能真正相互了解呢？假如因某种微妙的原因使他们两人互相厌倦、误解或发生不愉快，那该怎么办呢？他回顾朋友们的婚姻——那些被认为是美满的婚姻——发现没有一个（哪怕一点点）符合他为自己与梅-韦兰构想的那种终生相伴的热烈而又温柔的友爱关系。他意识到，作为这种构想的前提条件——她的经验、她的多才多艺、她的判断自由——她早已被精心训练得不具备了。他预感地打了个冷颤，发现自己的婚姻变得跟周围大部分人完全相同：一种由一方的愚昧与另一方的虚伪捏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乏味的联盟。他想到，劳伦斯-莱弗茨就是一个彻底实现了这一令人羡慕的理想的丈夫。那位仪态举止方面的权威，塑造了一位给他最大方便的妻子。在他与别人的妻子频繁发生桃色事件大出风头的时刻，她却照常喜笑颜开，不知不觉，四处游说：“劳伦斯极其循规蹈矩。”有人在她面前提及朱利叶斯-博福特拥有纽约人所说的“外室”时（籍贯来历不明的“外国人”常常如此），据说她气得脸都红了，并且把目光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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