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台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0年到一九八八年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研究所共同开设的“高级英文”课程，它是我最稳定、最强大的挑战，也是我最乐意接下的挑战。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学院研究所的学生都有进修的企图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历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够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阅读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须加强。一九七0年，我开始教第一班时，为测量他们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关世界文化的英文单篇文章，给他们读后回答我一些问题。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很少读过西方文化观念的作品，更未曾有过与一本本英文原著奋斗的经验。我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的深处，必须由完整的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阅读零星的选文，所以我希望上学期至少读两本，下学期读三、四本。当我说出这个计划时，引起一阵轻声的惊呼:“怎么?要读五、六本原文书吗?”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学生不会承认什么是“困难”的。

我自幼读书，最爱那些令我反复思索的书。在美国读书或到欧洲访问，关注比较文学的领域，以东方人的心态（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观点看中国丰美的文学，往返之间，天地极宽，可以与这班学生认真讨论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计划。选取内容丰富、文字优美的书，对我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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