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已经无法阻挡历史车轮转动的进程。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尽管我在重庆的剿灭地下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捷报频传，但是全国战局的事态发展已经到了崩溃边缘。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1月，代总统李宗仁命令我做好撤离重庆的准备。

说心里话，我是真不想撤离，一方面我对于重庆市倾入了心血的，另一方面，我对蒋校长是怀有感情的，虽然我是个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我是黄埔军校的人，我怎么能听命一个广西蛮子的调遣呢！

于是我虚与委蛇，并不把中央国民政府让我撤离当做一回事儿。依旧剿杀共党余孽。

由于此时，蒋校长已经下野，他和毛人凤已经在台湾办公。因此我的很多行动计划与报捷信息都是通过电台直接发往台湾方面的，蒋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因此，虽然蒋校长已经下野，但是我对蒋校长的忠心依旧不改，这就更加获得了蒋校长对我的青睐和重视。

但战局实在是不容乐观，蒋校长发来的电报中，也开始频频提到让我放弃重庆前往台湾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作为一名党国军人，我还对他们做出的命令十分不理解，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我渐渐明白了蒋校长的良苦用心。

到了11月中旬，**军队开始全面进攻西南，湖北施恩和贵阳已经先后解放，他们的枪口目前已经对准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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