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听了眉头微翘，显然心情很好。陈伯康也感觉得到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但不敢再有多余话语，深怕激起反作用。

戴笠思索了一番后，问道：“伯康，听说你自己花钱向人求教上海话？”

陈伯康一愣，他知道这事了，有些尴尬的回答道：“先生也知道这事，让先生见笑了。这事倒是让一些同学笑话我，说我傻。”

戴笠笑了，突然用上海话说：“这怎么能说你傻呢，要是他们都像你一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好做很多了。”

陈伯康又一愣，反应很快的又用上海话说：“多谢先生的理解，也感谢先生让我能明白这种工作的意义。”

这番上海话的恭维让戴笠很高兴，站起来说：“伯康啊，你先回去收拾一下，接到命令就出发。”

陈伯康大声回答：“是！”

1939年1月中旬，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天主堂街（四川南路）相交的法租界一栋建筑的房间里，一个大约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在埋头对着手中的稿件认真的校对。

这个年轻人是来到上海才三天的陈伯康，他现在是在《大美晚报》上班。这份工作是通过内线的人给安排的，具体是谁，陈伯康并不清楚。

对于《大美晚报》的情况，陈伯康上班后有过了解。这家报纸是旗帜鲜明的表达抗日立场。正因为报馆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旗帜鲜明，使汪精卫非常恼火，想对该报馆采取措施，可该报馆在英法的租界内，不在其管辖范围，无法采用正面手段，便依靠流氓汉奸特务的威逼恐吓，但大美晚报依旧没有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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