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想反驳，可是到现在没有值得反驳的话题。”侯沧海笑道。

“这就是马屁啊，不准再拍马屁。”

海强又道：“我们修建城市，无论道路、广场还是地下设施，公共服务都需要大规模的一次性投资。早期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绝大部分是靠外部掠夺完成的，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可以追溯到市化早期阶段的原罪。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对外侵略和扩张获得原始积累的条件，主要是勒紧裤腰带干革命，通过剪刀差来完成了部分工业积累。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苦的是农民，”

侯沧海点头道：“我同意这个观点。不是拍马屁，是真同意。”

海强道：“刚才我讲过，在传统经济中，如果完全靠内部积累，很难跨越最低的原始资本门——极大地限制了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违反规律强行积累，会引发大规模社会动乱。1980年代后期，依靠农业部门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模式难以为继，深、厦等经济特区被迫仿效香港，尝试通过出让城市土地使用权，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从此开创了一条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原始资本的摸着石头发展的道路。这就是后来广受诟病的土地财政。”

侯沧海听到此，道：“海市长提到以土地为信用，这个我没有过深思考，以前有零星片断思维出现，一晃而过。”

“你抓到了信用这个要害，信用是关键问题。我们继续梳理土地财政的发展脉络，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为了弥补，将当时规模还很少的土地收益划给了地方政府，这条政策奠定了地方政府走向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和2003年土地招拍挂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帮助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原始资本。城市基础设施不仅逐步还清欠账，甚至还有部分超前（高铁、机场、行政中心），城市化速度和规模都超过了改革之初最大胆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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