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层阶级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问题，那么受剥削的阶级则不知道为什么而奋斗，但在相当程度上他们开始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改革议会代表制度，否则别的事都无从谈起。在他们可以在法律的制定上发声之前，他们的苦衷不大可能被那些当权者的良心所理解。

尽管人的苦难的渊薮是和平之后十年的显著特征，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暴力，即使有的话，多数也是由政府的忧心恐惧和愚蠢措施蓄意激起的，它雇佣密探甚至特务、奸细去发现并不存在的密谋。1816年和1817年零星的骚乱被轻易镇压，随后几年工人们开始组织一些秘密社团。政府担心再来一次已然成为上层阶级梦魇的法国大革命，在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中止《人身保护法》，并在次年获准重新生效。同时，曼彻斯特一个为数众多的受难工人群体开始向伦敦进发，为了一个简单而唯一的目的，即向摄政王递交一份请愿书，老国王乔治三世此时因为不可治愈的精神失常早已丧失工作能力。他们手无寸铁，每个人手拿一床毛毯，因而获名“毛毯派”（Blanketeers）。他们徒步旅行，边走边征召新成员。政府用军队和义勇骑兵队（Yeomanry）轻易就冲散了行军队伍，许多人被投进监狱达数月之久，尽管他们都没有犯罪。在大窘迫中，有一种斯宾塞学说的复兴，我们在第一章提到过，一个斯宾塞协会成立了。政府假装认为已受到革命的威胁，虽然它只是政府自己的特工——臭名昭著的奥利弗搅起的一场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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