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一个个世纪对爱尔兰持续的治理不善难以理解，这些年对由北美殖民地成功反叛所引发的问题的处置失当，理解起来或许要容易得多，其不幸影响是长期的。18世纪末的英国不是20世纪的英国，但如果它向美国显示出更大度的慷慨精神，比起在南非布尔战争结束后对布尔人的态度，这两个讲英语的大国之间的友谊就不至于伤及几代人。与其说布尔人被征服而美国人在外国的帮助下成了征服者，不如说英国人在其间的一百二十五年学到了很多。

美国人不仅是成功的反叛者，而且他们是“殖民地居民”。不喜外出的英国人有一个特点，他们把这种“殖民地居民”看成一种低级血统，“比畜生高、比天使低”，就是说，有点那么介于英国人和纯粹的外国人之间。正如纳尔逊在未能因尼罗河河口海战获得应有的奖励后写到的，“这证明了比起在英国附近打的仗，在远方打的仗是多么不值”。而且，在1783年和平条约签订和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后的多年，美国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英国知道这一点。当上流社会的英国人选择这样做时，他总是扮演一个社交上使自己极其令人气恼和讨厌的艺术大师，许多英国人在伦敦与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前者是第一任驻英公使，后者是第一任国务卿——这样的美国政治家私人交往时，也选择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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