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人口的主体，即农业人口，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群体不仅深受机器，而且深受产业转换的影响。英国绝大部分毛织业，为小农场主及其妻子和孩子提供在家兼职。然而，新的棉花产业依靠机器和非人力。棉纺生意不是将劳动分解成不同的阶段让村民在家里干活，其中许多人实际上是产业链的特定分支上的小本经营者，而是要求建立更多工厂和集聚附近的人口。工人不再是老板和房屋的业主，而成为纯粹住在出租房里挣工资的人。

在法国战争期间，工资与生活成本变得严重失衡，几乎令人绝望，因为议会不会采取任何行动，改善这种局面的努力留给了地方当局。在18世纪，由议会产生的政府不仅腐败，对工人阶级的需求漠不关心，而且十分低效。直到进入下一个世纪，政府才全面改进工作方法，以便能够在日益发展的新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它大体上还是一个在不同于都铎时代的环境下尽量运转的都铎式机器。例如，国家管控工资的理论在英国生活中是一个古老的观念，要追溯到伊丽莎白时代著名的《劳工法》，但是议会日益受到自由放任学说的影响，在18世纪末拒绝干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虽然旧法规还在名义上发挥作用。

以治安法官为代表的地方权力，愿意尽力帮助农业劳动者，可是不幸地采取了一种将会导致灾难性结果的错误方法。1795年在斯皮纳姆兰召开的一次伯克郡治安法官会议上，他们规定了工资随谷物〔小麦〕价格涨跌的幅度。虽然他们建议雇主按照这个计划提高工资，但同时规定，如果劳动者没有获得认定的数额，应该用堂区基金（parish funds）给予补贴，条件是他首先被宣布为一个贫民。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雇主们利用了他们的机会，不是加薪，而是让堂区基金来填补缺口，结果一大部分农业人口为了谋生而沦为贫民身份，随之而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精神面貌明显沉沦了。尽管地方税收增加了，这项制度还是受到雇主的欢迎。它不仅避免了许多人担心的劳工阶级的革命，而且利润和租金的上涨远远填补了税收的上涨。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这项制度实际上推广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个村庄，代价是诚实的贫穷劳动者遭受了许多苦难，失去了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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